沙龙观点｜“一带一路”气候风险与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资深项目专员陈蓥婕在《迎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辑》之“一带一路”气候风险与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沙龙中参与对话交流。本期沙龙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主办，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和中国能源网协办。点击这里了解绿研观点。以下是本期活动回顾全文转载。
带路特辑·编者按：
回顾“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历程，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相关方签署了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建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同31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长期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在独立开展相关研究的同时，也独立或与相关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系列沙龙IP和视频产品。
从欧洲最温暖的冬季，到席卷美国的超强寒潮，再到史上最热7月，极端天气不再是不可预见的“黑天鹅”，而成了长期积累下的 “灰犀牛”。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正在影响每一个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本期沙龙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风险与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这一话题。针对带路国家气候风险识别、气候投融资发展和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包容发展路径等问题，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富强、国家气候中心副总工程师刘洪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绿色“一带一路”项目主任刘丰蔚和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资深项目专员陈蓥婕进行对话。沙龙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主办，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中国能源网协办。
带路区域气象灾害频发
“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辽阔、地貌多样、地形复杂，横跨多种不同类型气候区，气候条件的地区差异极为显著。该区域既是人类活动强烈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自然灾害种类多。高温热浪、暴雨洪涝、沿岸洪水、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全球气象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区域，气象灾害种类繁多，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的气象灾害灾种。刘洪滨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速，“一带一路”地区气象灾害次数和损失总量在不断增加。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气候报告：2023》显示，1980年至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共发生气象灾害4537次，年均106次，占全球总数的39.7%。据2000年至2019年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排名，在因气象灾害受灾最严重的10个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到6个。从经济损失来看，中国多年平均气象灾害经济损失最多，占“一带一路”区域损失总量的50%以上；其次为印度和泰国，年均经济损失均超过10亿美元。从伤亡人口来看，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多年平均伤亡人数相对较多。
气象灾害难以避免。刘洪滨强调，如何利用可行的技术和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气象灾害是各界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
提高气候适应能力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主要途径。但是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其气候适应工作面临的挑战较大。刘丰蔚举例称，气候风险评估是气候适应的前提，为提高评估准确性，需要构建起一整套气候模型， 而构建模型需要卫星等航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关键技术。“一带一路”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和国际合作来支持。
气候适应背后的资金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延缓气候变化进程和提升气候适应同等重要。杨富强提到，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面临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挑战，气候投资不足首当其冲。
陈蓥婕介绍称，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预测，2030年前，全球年均适应成本达到1500-33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脆弱性普遍较高，其适应需求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已制定的政策来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年均适应资金需求约710亿美元。然而在2019年-2020年间，全球实际流入适应领域的资金约为年均46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另有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投资缺口超过80%。如按绝对值计算，中东和非洲以及美洲和加勒比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超过1000亿美元。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气候相关风险评估不够完善，目前对其适应成本和资金需求的估算仍存在低估的情况。
为更好地评估气候风险，推动气候投资，陈蓥婕建议，各方需健全对气候绩效、特别是适应绩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并推动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以激励更多具有气候韧性的投融资活动。
气候风险对于气候投资项目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刘丰蔚提到，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利用自然资源，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也更大。升温、极端风速、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降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正在影响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她举例称，气候变化对水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河流流量和蓄水量的影响。诸多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的加剧将带来水电发电效率的降低，受影响最大的地区预计发电效率将下降四成。她表示，由于水电站建设周期较长，前期投入大，水电资产难以回收，水电站开发在前期阶段必须加强对气候风险的评估。除了传统的风能、太阳能，投资和发展更具适应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也至关重要。
陈蓥婕则补充道，在开展海外投资时，中国企业通常更关注合规和环境风险管理，对项目面临的气候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仍有待加强。她认为，企业在项目前期设计阶段应进行全面的气候风险评估，包括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洪涝、地质灾害和海平面上升等影响。如果存在潜在的气候风险，企业应及时调整设计和规划方案，提高项目的气候韧性，减少因气候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企业也需要考虑东道国和在地社区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适应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在气候适应方面开展了大量国际合作。
刘洪滨介绍道，气象部门已经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技术相关的工作，包括：积极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和灾害监测和预报，针对西亚和北非地区系统性开发相关的监测和预报技术；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的气象技术合作，确保各地区在气候和灾害事件发生时都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人员。
此外，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直以来的合作重点。以沙特为例，2016年，中国和沙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经过多年交流合作，中沙两国已初步形成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
陈蓥婕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只是工程投资和技术输出，更要帮助当地打造满足其需求的绿色、可持续的产业链，强化能力建设，助力东道国完善自己的气候适应方案。杨富强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可再生能源产业本地化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重点之一。
对于接下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气候适应方面的合作，刘丰蔚表示，从国家层面来看，相关国家的政府应首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韧性建设。在企业层面，企业应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气候风险管理。
刘洪滨认为，需要合作建立灾害防控互助体系，一方面将中国防灾经验和技术介绍给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其防灾水平；另一方面，及时传递气象灾害的预警和预报信息，进而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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