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各方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也为下一阶段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指南针和路线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新意、恰当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成效、审慎展望“一带一路”建设的后续走向，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和助推这一重大倡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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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新意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了诸多的新思路与新愿景。
（一）新型国际关系方案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纲领，“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首次主动而明确提出的超大型洲际合作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设想与方案。
未来的国际关系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价值和规则基础上呢？在全球秩序发生深刻变动重组的当下，这一问题日益成为攸关中国自身和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选择。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正不断提升，而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影响塑造地区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力量。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主导逻辑是国强必霸、倚强凌弱，大国之间为争夺主导权乃至霸权进行对抗，或组建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小圈子，或制定以牺牲中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经济、贸易、金融规则。
“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新在哪里？简言之，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在2014年11月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并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路径。
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并不是由中国一家主导，而是通过对接各自发展战略以实现共建、共享。中国也不谋求借助“一带一路”加强对沿线国家的政治控制，也无意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排除或对冲域外大国的影响。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提出，欢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上，“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输出过剩落后产能或加紧掠夺他国资源能源，而是依托自身的资金、装备、产能、技术、工程等优势，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为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提供新平台。中国将聚焦于基础设施、产业投资、资源能源等重点合作领域，在促进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着力提升沿线国家的发展能力，真正做到“授人以渔”。在此意义上，“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的展开有助于从长远意义上塑造更为平等、均衡、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
（二）新型对外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战略举措，有望扭转长期以来“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开放局面，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中、南三线，西部地区可以分别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蒙古、西亚和欧洲等沿线各地。伴随一系列陆上跨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历史上长安、洛阳与撒马尔罕、巴格达、大马士革、拜占庭、罗马之间的经济走廊有可能再次兴起，并从深度和广度上全面超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欧亚大陆的经济地理也有望得到重塑。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经南海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延伸至欧洲，或经南海通向南太平洋地区。通过港口合作网络、海上互联互通和临港工业园的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潜力将进一步得到挖掘，历史上广州、泉州、扬州、宁波与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奎隆、亚丁、巴士拉等海港之间一度繁荣的海上贸易通道有可能再次被激活，而这也将是近代西方主导海上秩序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新的海洋联系图景。
“一带”与“一路”之间并非竞争性的相互替代关系，两者的同时提出正显示了新时期中国统筹经略东部和西部、海洋和陆地的战略意志。未来，东部地区的商品、人员和产业既可以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也可以经由西部地区沿丝绸之路经济带进入陆上诸国。相应的，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与亚欧诸国陆上合作的最前沿，不仅有可能成为未来欧亚内陆国家向东通往太平洋的桥梁，也将成为未来非洲、中东、中亚、俄罗斯、蒙古的资源能源从陆上输往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中转地，而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也将在整个亚欧大市场的大格局下展开。相较于以往沿海或沿边省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将国内各地区纳入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版图中，从而蕴含着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新型对外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有望将中国的资金、产能、装备、技术、商品、劳务、标准、管理乃至人民币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市场相结合和联动，构建平等互利、共赢共享的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
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往来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基本处于平等的交换关系，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而沿线国家则主要输出原材料。近代西方的兴起以后，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松散、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也被强制性地转换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贸易的规则、货币、定价权与主导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充当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成为了全球经济大循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进口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向全世界大规模输出相对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各方都接受美元为主要的计价、结算、支付和融资货币。这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以贸易往来为主要形式，在本质上体现为美元本位制之下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交换。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具体而言，中国在资金、工业制造和工程基建等方面优势明显，而沿线国家则拥有丰富的资源能源和广阔的市场潜力，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迫切而强烈，在交通、能源、通信、电力、农业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领域的资金缺口巨大。通过共建多元开放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两大抓手，有望开启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有助于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资源短缺、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等问题，尤其是以重大工程建设带动中国的资金、产能、装备、技术、标准、管理和人民币“走出去”。相较于过往以商品为主体的“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走出去”将是全方位的，对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有重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改善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促进资源能源开发、资金积累和工业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切实提升发展能力创造条件。相较于过去以贸易和援助为主要形式的南南合作，这无疑是更为根本、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开创南南合作新局面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南北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将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后者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纽带有助于促进彼此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资金将进入西欧，收购先进的企业乃至核心技术，中国的装备、工程将在西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大放光彩。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成效
自倡议提出至今，“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四年来，中国与各方密切政策沟通。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和响应越来越多，许多国家经历了从观望到参与、从被动感受到积极推动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共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的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通过加强战略对接，中国已与许多国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使我国在‘一带一路’重点方向培育起若干支点国家和核心团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以顺利召开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倡议日益广泛和显著的国际影响力。
四年来，中国与各方推进设施联通。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亚吉铁路、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改造项目、中俄和中亚油气管线、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行驶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运载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货物，联通的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架起的是各国人民的友谊桥梁。放眼望去，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地中海，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互联互通网络正在加速形成中。
四年来，中国与各方深化贸易畅通。与沿线国家的年贸易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马中关丹产业园等已成为双边合作的旗舰项目，中国和发达国家企业也积极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四年来，中国与各方加强资金融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一批重要融资平台先后成立，为支持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工业化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公共产品。
四年来，中国与各方深化民心相通。文化、教育、艺术、旅游、体育、卫生、妇女、青年、智库、科技、环保等各领域的交流频繁。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路网——长安–天山廊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有大量留学生和游客往来于中国和沿线国家。中国援非医疗队奋战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第一线，用行动诠释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自2013年9月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了中国内政与外交、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策与学术的核心议题。大至全球治理格局，中至各部委和地方工作安排，小至企业投资经营布局，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当前，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也正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攸关方。在新疆吐鲁番种植水果的农民，在重庆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人，在福建自贸区从事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银行职员，在哈萨克斯坦“双西公路”沿线开店的餐馆老板，在巴基斯坦山区饱受停电之苦的小学生，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码头工作的吊车司机，在缅甸马德岛参与中缅原油码头建设的青岛港员工，在印尼承建雅万高铁的两国工人，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上班的纺织女工，在俄罗斯使用阿里巴巴“速卖通”平台网购的女大学生，在西班牙马德里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在英国参与欣克利角核电站建设的中法两国工程师……无论是主动或被动，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都在不知不觉间因“一带一路”而受益或改变。
综观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与进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结合”：
一是点（重点突破）与面（整体推进）的结合。“一带一路”虽然是普遍性的合作倡议，但鉴于我国自身国力、内外复杂环境的制约，中国在推进中仍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优先与那些基础好、意愿强、位置佳、影响大的友好国家合作，合力推进那些地处要冲、涉及关键互联互通的标志性、瓶颈性工程的建设。
二是远（远期愿景）与近（早期收获）的结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瓜达尔港、中白工业园、中哈产能合作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相继落地，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坚定的行动派。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越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就越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
三是新（新型平台）与旧（现有机制）的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体现了许多新思路和新布局，却并不是中国在既有地区和国际秩序之外的另起炉灶。因此，除了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融资平台之外，中国更多地借助或升级现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平台与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主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规划、政策沟通和平台搭建，但在具体执行和落实时，尤其是在以项目为主要载体的推进落实阶段，企业则是最重要的主体。自倡议提出以来，或是挖掘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或是升级优化既有的海外业务，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了浓厚的参与热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业务已超越了产品输出和工程承包的阶段，提供包括装备、设计、标准、建设、运营、管理经验在内的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即便是由政府主导达成的合作项目，仍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则，而绝非不计成本地对外撒钱或是“赔本赚吆喝”。
五是中央与地方的结合。除了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各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也纷纷将“一带一路”列入本部门、本地区的核心工作之一，并陆续推出了各自的对接方案。各省区市大体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资源能源、金融合作、环境保护、海上合作与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了部署。很多地方政府参与积极性高涨，将之视为新一轮的政策红利，推出了大规模的项目计划。为了防止部分地区出现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中央层面也及时加强了指导和协调，强调突出重点地区，明确各省区市的定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展望
伴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化合作机制正在陆续建立。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五通”为主要内容，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具体而言，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框架下，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优先与那些基础好、意愿强、位置佳、影响大的友好国家合作，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推动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六路”互联互通，建设若干海上支点港口。突出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两条主线，全面推进一批具有示范性效应的重大项目和重要园区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产业对接合作。同时，对内通过完善财税、金融、海关、质检等方面政策，对外通过加强战略对接、签署投资保护协定、推动人文交流、完善各类合作交流平台等方式，共同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保障。
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地理覆盖范围空前广泛的超大型洲际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各国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国内风险、跨境威胁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实施难度前所未有。特别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它涉及的国家众多，受领土、民族、宗教、人口、自然环境的影响远大于海上丝绸之路，相应的合作成本和内外风险也更为显著。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因为征服、战乱、冲突而阻断。在欧亚大陆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已大大降低的今天，国际化运作的“三股势力”不仅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中国企业与公民的海外权益造成直接威胁，也给中亚、西亚、北非的地区秩序带来冲击，并有进一步向东南亚、欧洲蔓延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一带一路”正在或潜在面临的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方面，应避免过于浪漫主义的乐观期待，注意量力而行和循序渐进，不在安全风险过高的地区消耗过多战略资源，建立多层次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也应避免陷入到失败主义的情绪中，将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挑战都笼统地与“一带一路”挂钩，或是因一时一地的挫折而转向对“一带一路”的否定乃至全盘否定。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事业，但关键仍然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仍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能否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相应的，唯有使国内企业和民众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实获益，才能获得持续的国内支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两点尤为重要。
历史上，中国从未谋求或试图谋求过欧亚大陆的霸权，这是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政治优势和道义优势。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仍应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发掘彼此的利益契合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共赢方略。很显然，仅凭中国一己之力，不可能带动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唯有使沿线国家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利益，才能激发各方的参与热情。在此意义上，如何在积极有为与审慎节制之间保持平衡，如何与各沿线相关国家建立起有效的政治互信和利益协调机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临的核心课题。
对于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大国，“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要削弱其在特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反而有可能开辟出彼此新的合作空间。未来，应积极推动中美在中亚和中东、中俄在中亚和远东、中印在东南亚和中东、中欧在中东欧和非洲等地区加强务实合作。尤其是在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重大项目建设时，可鼓励中国企业与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韩国、新加坡等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对于沿线中小国家，中国需要尽可能照顾到其国内不同族群、阶层、地域、党派的利益，形成不被其内部政争所绑架的长期稳定关系。过去的许多教训表明，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尤其是民生项目）非但没有提升当地民众的好感度，反而加深了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企业也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未来，在以基础设施、产能合作、资源能源为重点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可能将继续面临“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指责，而一些沿线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将对中国企业造成不小的压力。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在沿线国家复制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但应当充分尊重各国建立相对独立和完整经济体系的正当诉求，避免在打破固有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又形成新的不平等关系。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即经济融合并不自动带来民心相通，而要将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转化为中国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仍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智慧。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全方位开放、迈向全球大国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是一项长期、艰巨、光荣的重大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合作共赢，久久为功，这正是“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本文作者为邹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助理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一带一路》总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