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主办、创绿研究院承办的“新冠疫情下中非可持续农业合作：挑战与机遇”第一期专家讲座在线上举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传红做了主旨发言。讲座由创绿研究院研究员李秀兰主持。
专题讲座从全球及非洲疫情状况、中非抗疫合作行动、疫情对中非农业合作带来的影响、农业合作的话语和现实、中非农业合作的案例以及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六个方面展开。
一，全球及非洲疫情状况比较。
目前非洲确诊人数呈上升趋势，确诊病例为129135例，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埃及两个国家，其它大部分国家确诊人数在1500人以下，其中，非洲0.26％的死亡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人将非洲的疫情现状归结于其新冠检测率低、人员流动少、长期处于各种病毒侵害中而具有较强的免疫力以及非洲人口平均年龄较低等原因。然而，实际观察发现，非洲很早就为应对疫情做出了很大努力。如莫桑比克，在非洲新冠确诊只有十几例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封锁，并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提高警惕。事实上，非洲国家的行动往往同质性较强，本次疫情中非洲国家的集体协调能力发挥了很大作用：非洲疾控中心制定了完善的应对方案、非洲国家联合成立技术工作组以提高检测能力、成立了非洲疫情应对基金等（投入了149亿美元抗疫资金）。但同时，需要考虑到疫情对全球和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世界粮食计划预测，如果非洲疫情控制失败，2.65亿人将面临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联合国全球营养报告显示，营养不良会造成免疫力低下，进一步恶化疫情的传播。
二，中非抗议合作行动。
目前，中国多措并举，帮助非洲抗击疫情：向非盟和50个非洲国家交接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专门派出5个医疗专家组，指导非洲疫情防控工作；常驻非洲的46支中国医疗队积极参与当地抗疫行动；承诺未来将建设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未来将落实“贫困国家暂停债务偿付倡议”；在非中国企业和组织积极参与当地抗疫行动。
三，疫情对中非农业合作带来的影响。
部分观点考虑到非洲即将进入冬季，疫情的扩散可能加快。但同时，非洲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各国在应对自然灾害上协调能力很强的地区，疫情对非洲的影响也许不会像国际预测的那般悲观。通过对中国在非洲执行的一些项目的追踪访谈了解到，目前中非合作项目基本上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但同样需注意到疫情为中非农业合作带来的挑战：1）疫情放大的经济社会矛盾，也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考验；2）疫情对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影响巨大。一旦疫情导致非洲各国封锁，粮食依赖进口的国家或出现粮食危机；3）疫情期间个别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给中非关系带来了很大挑战。中非关系虽然有稳固的历史基础，但近年来出现滑坡的现象。疫情期间，民间排华情绪的产生、中国公司遭到抢劫、西方影响下矛盾升级、部分在非项目的种植或取消等，暴露了中非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疫情既暴露了可能的挑战， 也带来了许多机遇：1）疫情促使中非合作之间的问题暴露，有助于解决方案的提出；2）西方为应对疫情而无暇顾及非洲，为中非合作提供了空间；3）疫情对中非农业合作的影响有限。农业项目作为民生项目，和政治衔接度较低，且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农业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4）疫情对中国向非洲开展粮食安全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发起了Feed the Future计划，对非洲18个国家进行粮食援助。中国已经对援助非洲做了大量承诺，资金应该用到关键的地方，解决非洲的农业问题，实际上也在帮助中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过这个进口粮食主要用于饲料，但非洲也是一个粮食进口区域，如果他们能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就能使得世界粮食价格有所下降；5）电子商务和金融技术是进入农业合作领域的最佳时机。目前非洲一些小农已经开始使用网络辅助农业活动；6）可以推广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向非洲推广中国的农业经验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向非洲推广的中国农业发展经验不一定需要中国最新的农业经验， 更重要的是适合非洲国家农业现状的经验。
四，农业合作的话语和现实。
国际对中非农业合作的看法大致分为三种：1）中国在非洲实施的是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掠夺非洲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占领非洲市场、输出中国的劳动力并剥削当地劳工；2）中国和非洲是商务伙伴关系。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中非存在比较优势，双方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平等。事实上，中国同非洲合作过程中也一直在强调互利共赢，中非合作和传统援助国西方国家提及的长期使用的“援助——被援助”的二元架构是有本质区别的；3）中非是经济竞争关系。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和非洲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中国和非洲平等竞争的话，非洲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故中国应当采取更大的援助力度。而国内近年来对中非合作非常重视，在农业领域，通过包括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非经贸合作论坛在内的各种平台，不断强化中非农业合作，以提高非洲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应对粮食危机。目前中国对中非合作的定位非常明确，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真实亲诚、互利共赢。
中非农业合作的现实情况可以聚焦于三个领域：1）农业援助方面：农业援助在整个中国对非援助中所占比例很低，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援助项目还较少。西方国家援助承诺将本国GDP的0.7％用于国际援助，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不过，近几年受他们经济状况的影响，除了几个北欧国家，大部分达不到这个标准。近年来，我们对外援助和投资增长趋势明显，且援助模式多样化，但存在对外援助和投资界限模糊的问题；2）农业贸易方面：中非农业贸易互补性强，2001-2016年出现了快速增长，中国对非贸易出口增速于2016年达到了13.02％，但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增速出现了放缓。中国对非进口农产品只占中国进口农产品的2.6％（近年所占份额较为平稳），同时占非洲农产品出口的10.1％（近年呈上升趋势），农业贸易还有很大潜力待发掘。3）农业投资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呈现多元化、规模化、产业化和集群化趋势。非洲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中国对非农业投资有很大潜力。以莫桑比克举例，其可耕地面积占整个国家领土的50％以上，有567万公顷，但真正得到开发的只有30万公顷，不到10％，而其中，具备农业相关基础设施的土地可能只达到已开发土地的5％，其中蕴藏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
五，中非农业合作案例。
案例1：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按照莫桑比克政府方面的建设要求援建的，该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传递两个方面。示范中心建成后，成为各种培训活动的重要平台，且示范中心所传递的技术呈多元化趋势。与此同时，该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中国并不给受援助方提供预算援助，当地对接方工作人员工作动力不足；对可持续的探索导致双方对援助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文化和语言存在差异。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给当地工作人员其它形式的补偿（如时常送个小礼物、邀请去中国考察等）、协商和建设过程中达成共识（即项目对双方都有好处）。
案例2：坦桑尼亚村级减贫项目
坦桑尼亚村级减贫项目是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项目，该项目投入很少，资金来源多元（有政府、高校和NGO等）。该项目只是教给坦桑尼亚当地农户低成本劳动力密集型技术，这些技术易接收和传播，包括用改良种、测量行间举例、平整土地等。这些技术使当地作物产量提高两到三倍。另外，还鼓励农户之间相互学习，开展产量竞赛。目前该项目已经拓展到十个村庄。该项目也存在一定问题：不能惠及最弱势群体；不能对抗各种自然灾害（缺少基础设施投入）；有人抱怨种子质量问题、抱怨工作太辛苦；当地农户希望获得更多的援助，如小型农业机械。
案例3：全产业链大规模农场合作模式
该项目也是在莫桑比克，以私有资本投资为主，另外还有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的贷款。主要内容是水稻种植。其具体做法是，引进中国国有农场（如黑龙江双鸭山农场），由农场派出专业人员（如种粮能手等）进行技术指导，并由私有资本提供大型机械。这种模式雇佣当地劳工，创造了就业机会，且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同时这个公司特别重视对小农的技术投入。该模式是快速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一个途径。然而，该模式也有问题存在：东道国对投资开发要求复杂（开发时间限制、人员雇佣限制等），且投资建设过程中易出现土地纠纷，另外，农业技术是否适应当地实际情况也是一个问题。
案例4：小规模松散互动模式
该模式中，参与主体包括中国企业、当地农场主、中国家庭农场成员和当地生产者等。该模式引入中国家庭农场模式，雇佣中国家庭农场的父子或夫妇等，到莫桑比克，一家人管理一定面积土地，同时带动当地生产者进行生产活动。这个过程中，当地农场主负责提供土地，中国企业可以提供种子、机械设备和技术指导。中国企业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保证了低投资风险。其中的好处显而易见：与当地关系不紧张；带动当地小农效果明显；满足和引导当地粮食需求。而该模式的问题在于：脆弱性，无力对抗各种风险（如战乱、洪灾）；可能会与当地农场主产生土地问题纠纷；市场推广较难（水稻在莫桑比克不是主粮作物，大部分大米来自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
六，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问题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包括技术转移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劳资关系问题。
技术转移问题：1）技术适应性。大部分农场和农场示范中心，推广的都是大机械技术、滴灌技术等先进技术，很难适应当地小农的需求，但中方提供的当地适应性技术，当地小农不是特别认可，他们虽然认可技术的易操作性，但又期望能获得更先进的技术来减轻劳动负担；2）中方企业提供的技术是有偿的；3）技术转移缺乏制度性支持；4）耕种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增加小农生计的脆弱性。当地小农原先多是多种作物同时耕种，如果促使他们统一种植一种作物，会使得当地作物遇到自然灾害时更难以对抗；5）技术专家素质参差不齐。合格的技术转移专家需要掌握技术、语言、文化、管理和外交技能，但大部分专家难以达到所需水平。
土地问题：1）非洲当地的土地惯例法、正式法的多重存在会造成土地纠纷；2）非洲当地严重缺乏农业基础设施。其中灌溉设施尤为缺乏；3）环境影响评价问题。非洲各国对环评的要求很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做环评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且需要雇佣当地代理人，而当地代理人进行环评工作的过程存在不合法的可能，但如果最后该项目出现环境方面问题，却需要中国企业承担责任；4）安置计划实施：要使小农将土地使用权出让，需要给农户提供工作机会或用另一块土地交换。但很多时候安置计划会被当地的官员滥用。
劳资关系问题：1）中非双方都对对方存在认知偏差；2）劳务纠纷。如，莫桑比克的劳动法只保护莫桑比克人，在出现劳动纠纷时，莫桑比克人会充分利用本国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3）中国劳工适用性问题。为去往非洲工作的中国工人办理签证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较多金钱；4）面盲及身份证问题。在为当地员工发放物资补助时，由于当地身份证的缺失问题以及中方企业难以辨别当地员工面貌，物资补助容易出现冒领、重复领取等现象。
总体来看，目前中非农业合作主要依靠灵活性和相互让步维持。中非农业合作并不能完全由中方主导，非洲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了非方可以在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双方的有效互动可以减少分歧，有利于项目的顺利执行。对于中方而言，策略和战略指导必不可少，赢得当地民众支持和实现可持续性及预期目标也需要加大投入；对当地利益相关方而言，他们的灵活性和让步取决于项目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可以说，中非农业合作尚处于相互尝试把握对方的过程，该过程中双方学习到的经验可能比项目本身的成功更重要。
进一步的，应当思考以下问题：1) 非洲到底需要什么，是技术、基础设施、市场还是治理经验？2）帮助非洲小农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或者说，直接帮助小农、企业大规模扶持大型或小型商业农场，哪种方式更有效？（研究发现，小型商业农场对减贫和发展带来的影响明显）3）非洲在经过多年的扶持后，为什么还是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可能是长期的殖民历史使他们对宗主国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偏向于生产宗主国所需的经济作物，而丧失了生产主粮作物的能力）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是走一条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还是发挥自身优势，直接进入后现代的有机农业时代？
讨论环节
问题一：未来中非农业合作从气候适应的角度，在援助方面，有哪些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重点做的事情？
张传红：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贫困人口和脆弱人口。从气候适应的角度，中国可以将目前已有的对抗气候变化先进技术（如碳中和、碳减排、协调治理等技术和机制）引入非洲，帮助非洲将减贫和气候变化结合起来，削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性。事实上，这些方面中国一直在做，但目前来看还未在非洲引起较大反响。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都是基于小农的有机农业方式，但向非洲传递这些技术的过程并不容易。当地人对中国的一些农业技术持怀疑或不可接受态度（如粪便施肥等）。中国需要考虑到农业技术如何推广、以何种方式与当地民众引导和沟通。
问题二：非洲各国的土地制度是否存在差异性？
张传红：非洲不同国家土地制度差别很大。比如，莫桑比亚存在土地惯例法和正式法冲突的问题，而坦桑尼亚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坦桑尼亚的问题是游牧民族同当地种植人员的冲突。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弱，而民间组织（如NGO）的主导能力较强，许多冲突背后都有这些组织的支持。且政府为拉拢选票，也不肯采取强硬、有力措施。中国在过去常认为，既然同非洲政府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应该有能力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但事实上非洲政府往往没有这个能力。
问题三：您提到中非农业合作的目标是要提升非洲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请问就长期战略来看，中方是否有加大进口非洲粮食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以应对现在已经出现的双边贸易冲突所带来影响的考量？另外，请问您如何评价不同主体对非援助所起到的效果？
张传红：目前中国没有这种考量，从非洲进口的粮食还不涉及主要粮食作物。不过我目前了解到津巴布韦生产大豆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五年前只能满足本国市场的5％，而现在本国市场95％的大豆都可以由本国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粮食供应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求，他们可能有向国外出口的意愿。但主粮作物方面，如莫桑比克，该国法律规定，水稻的生产，需要首先满足本国的需求，等本国的需求都满足时才能出口。综合来看，非洲目前没有满足自己主粮需求的能力。
我认为各种主体是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的。比如，NGO可以弥补政府行动的不足，并且得到人心：很多对非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非洲人的态度是，我们知道你们帮助我们很多，但你们不能赢得我们的认可，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NGO就可以弥补这种双方深入沟通的不足。例如，盖茨基金会的超级稻计划，在莫桑比克与示范中心进行了长期合作，帮助示范中心建立档案、加强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这对于帮助示范中心进入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各种主体在对非援助中所起的效果难以一概而论，各类主体协同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