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深中国与中亚地区对低碳、绿色转型路径的相互了解，北京时间12月21日下午，由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学院）共同主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支持的“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丝路国家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合作”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上一篇我们概括了会议主要成果，并分享了开幕致辞与第一环节“中国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及国际合作经验”的发言精华。本篇将围绕第二环节有关中亚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机遇展开，包括三位嘉宾及总结致辞的精彩发言。会议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协调机构创绿研究院主任、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专家白韫雯主持。感谢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参会嘉宾合影 | 制作：创绿研究院
第二环节：中亚地区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形势、挑战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胡杏兰，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业务主管、首席区域经济专家
中亚区域合作机制（CAREC）的秘书处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下设机构。CAREC机制成立于2001年，有11个成员国，包括五个中亚国家、两个高加索国家、两个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和蒙古，中国的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也是该机制的主要参与方。CAREC的发展伙伴包括亚投行、APEC国际发展基金和其他多边双边的发展伙伴，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共同繁荣。
CAREC的2030战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经济和金融稳定，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和经济的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源及人类发展。其宗旨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宗旨保持一致。在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CAREC主要协助成员国在宏观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开展政策对话，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在建设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方面，CAREC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加入WTO，降低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等。在基础设施和经济互联互通方面，CAREC致力于推动包括交通和能源行业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交通多式联运以及扩大清洁能源比例。在农业和水资源领域，CAREC致力于促进农产品贸易、农业产业链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及环境保护，同时支持水资源合理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跨境水资源的合作和管理。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CAREC在教育和卫生两方面开展区域内合作，在教育方面促进劳动市场信息的融合、促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作等，卫生领域的合作形式则主要为卫生合作研究和技术援助，帮助CAREC国家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并制定长期卫生合作领域战略等。
CAREC的五大重点领域都有促进区域低碳、绿色发展的机遇。比如，在发展可持续旅游业方面，2020年12月7日举行的CAREC部长级会议批准了CAREC 2030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促进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通过协调行业标准、简化过境程序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挖掘旅游业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潜力。在能源方面，CAREC 2030的能源战略强调绿化区域能源体系，增强能源的可持续性，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方面加强绿色合作。在数字议程方面，CAREC战略强调发展新兴数字企业，培育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和发展。此外，CAREC正在研发区域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以填补地区基础设施面临的巨大融资缺口。
中国是CAREC重要的创始成员国，与CAREC合作紧密。在绿色发展领域，一方面CAREC可以向中国提供融资，支持中国政府继续发展绿色经济并开展区域合作。另一方面，CAREC国家可以受益于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发展经验，特别是近年来在低碳和环保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投资经验。中国也可以加强与其他CAREC国家的知识共享，包括进行绿色技术转让，帮助这些国家尽快实现高耗能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Sergey Tulinov，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能源司经济事务主任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是一个联合国区域促进组织，中亚是UNESCAP工作的重点区域之一。中亚地区大多数都是内陆国家，能源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保障中亚地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第七个目标即是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包括增强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及提升能效等，这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发展需求十分吻合。
截至2018年，中亚国家的电力覆盖率达到了99.97%，但供电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经常出现用电高峰时期断电的情况。中亚国家拥有相对统一的电力市场，所以间歇断电问题在中亚国家较为普遍。中亚地区的现代可再生能源覆盖率约为14%，可再生能源比例尚待提高。中亚国家使用清洁烹饪方式的比例达到了88%，但对于部分地区、比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村地区来说，清洁烹饪方式的使用率大约只有60%左右。中亚地区的平均能源强度高达8.1MJ每美元（2017），远高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中亚国家现存的可再生能源以水电为主，占比高达90%，这些国家需要更加多元的能源结构，这也意味着在中亚地区发展风电和太阳能的潜力较大。
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建筑、交通和工业部门的能耗占比较高，特别是在居住建筑方面，由于许多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不能满足当代的建筑行业标准，能耗水平较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主要是由于传统化石能源在中亚地区的价格很低，也没有给予新能源足够的融资支持，导致私营部门选择可再生能源的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的支持和监管力度也不足。倘若能在上述方面加以改进，则可创造相当大的减排潜力。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中亚地区的太阳能资源相当优越。目前，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还是以成本较为低廉的天然气为主，但如果采取更多激励措施，或可充分挖掘中亚天然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因此，中国通过支持这些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并与中亚地区分享能源低碳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支持当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标准的制定，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最后，不同于其他次区域，中亚地区间的互联性非常强。由于继承了前苏联的遗产，中亚地区拥有较为统一的能源系统，可以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目前，在中亚建设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硬件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所缺乏的是资金支持和创新性市场化方式。这也是在中亚地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翟永平，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总监、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成员、世界经济论坛能源技术未来理事会成员
中亚地区是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重要去向。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流向了中亚地区，而对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的投资同样也占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中亚地区的海外投资和化石能源的相关性较高。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并采取相应标准来引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中亚地区对亚太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当重要。比如，韩国很难通过开发本国的可再生能源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因此必须考虑和中国、中西亚乃至中亚国家合作，把这些区域的可再生电能输送往韩国。随着碳市场的全面运行，包括各国碳交易的逐步深入，将来全球有机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碳中和。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的绿色能源投资战略符合亚行的2030发展战略，包括推进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宜居城市、农村发展、治理、区域合作和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亚行会对所有的能源项目进行审核，判断项目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同时，亚开行要求到2030年75%的业务量都要与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有关，气候资金总量达到800亿美元。其中气候资金是用于直接对减排做出贡献、或者支撑先进的低碳环保技术发展的资金。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绿色性是国内的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需要考虑并且形成清晰认识的问题。几年前，亚行与人大重阳研究院合作编辑了《“一带一路”绿色标尺》和《绿色成本核算》，为国内金融机构说明进行绿色评估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环境效益要与经济效益统一，只有实现了经济效益才能支持可持续发展。在进行绿色评估时，不仅需要定性评估，还要设法进行定量评估。已有的绿色评估机制可以随着国家发展水平和政策标准进行变化，可以形成动态的机制。
具体到绿色评估的方法，首先需要判定一个项目是否属于绿色项目，一旦判定项目具有绿色属性，就可以根据它的绿色收益和成本等指标建立起评估的等级。在判定绿色属性时，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投资目的和投资结果，投资是否能支持当地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否能帮助所在国实现经济和环保的发展，并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亚行投资的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国的法规，参与其中的国际机构要推行更高标准的法规，制定绿色准入、准出的标准。在进行项目的绿色评估时，需要定量评估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绿色效益可以决定项目在环境和财务投资方面的可持续性。项目绿色效益的量化指标包括额外的减排效益、额外的绿色收益、绿色成本和绿色投资回报率这几个方面。减排效益指绿色投资带来的相对于基准线所带来的污染物或是二氧化碳的减排量。绿色收益指绿色投资带来的绿色环境效益的货币化价值。绿色成本是相对于基准线成本而言，绿色投资的额外成本，用于评估绿色投资的总体收益率。而评级机制可以就量化的绿色收益做出绿色等级的划分。根据上述指标，中国可以在建立绿色评估机制方面起到引领的作用，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进行推广。
建立后的绿色评估机制不仅可以适用于能源项目，还可以覆盖对外投资中的更多方面，以发挥金融机构在绿色评估方面示范作用。而这一机制的建立除了技术支撑和指南之外，还需要建立第三方认证和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以这一机制为支撑，中国的“走出去”才能得到国际合作和互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碳中和。
问答环节
问：习主席提出的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大大提振了全球气候雄心。但就区域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由于中亚地区的能源仍然以油气为主，距离碳中和还有比较大的排放差距。在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中，是否有可能帮助中亚国家直接跨越油气时代，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碳中和、更早实现碳中和目标？
刘鸿鹏：目前亚太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碳中和目标，并计划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中亚地区通过区域合作、比如通过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进行技术方面、资金方面和机制层面的合作，对区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合作框架，疫情后则需要进一步融合碳中和目标，进行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方面的合作，来促进中亚区域的绿色发展。
Sergey Tulinov：我认为在中亚区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还为时尚早，距离直接谈碳中和也有一定距离。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更加现实的考量是逐步增加水电的比例。一些国家可能制定了更有雄心的气候目标，中亚国家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对于碳中和这个问题，有一些国家可能能够较早实现目标，另一些国家要晚一点，但最终可以做到的。
翟永平：我同意现在中亚地区不具备一步到位的条件，因为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没有完全跟上，比如交通领域95%以上都是靠油气来支撑的，直接跨越油气时代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可以起到引领作用，比如推动技术发展降低电动汽车和电池的成本，使电动汽车可以与燃油汽车竞争，这时候碳达峰会更加顺理成章。中国就有条件引领类似技术的发展，中国在光伏方面的成就曾使光伏成本大幅下降，这对世界范围内使光伏成为主导能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技术的引领下，中亚地区乃至其他地区才有条件进入跨越式的发展过程。
总结致辞
唐丁丁，IFF学术委员会委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高级环境顾问、金砖新开发银行（NDB）高级环境顾问、亚洲开发银行（ADB）合规审查委员会原主席兼执行局局长、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基于本次会议各位专家的建言献策，我想在2021年4月国际金融论坛（IFF）春季年会期间举办的绿色金融国际圆桌会中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包括建立绿色金融的评估、考核和审计的体系。第二，在2021年举办的第二次丝路国际联盟峰会上，包括在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倡导下，提议创建丝路国际联盟，并创建丝路国际联盟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化的投资活动。此外，我提议提出“丝路碳中和伙伴计划”，呼吁更多金融机构加入这个伙伴计划，与碳中和目标和达峰目标相呼应。参照丝路国际联盟基金，在丝路碳中和伙伴计划下也可以建立碳中和基金，以推进丝路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这项基金可以用于支持中亚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助推当地实现能源转型和绿色转型。欢迎参会的各位伙伴与国际金融论坛一起起草倡议，共同加入，共同推动，共同部署，帮助这一机制成为区域性碳中和伙伴计划的开端。
梁子谦，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CI）第一副院长、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
本次会议非常有建设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非常同意唐丁丁的提议，会后我们可以就上述提议细谈。2021年我们可以继续联合开展网络研讨会，促进区域交流对话。除此之外，中亚学院也可以和国际金融论坛一起设计包括成立基金在内的具体的合作形式。中亚学院有信心通过合作，为中亚地区创造更多有成效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