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在海外能源投融资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绿色领导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系列会议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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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伙伴分别就能源融资现状及风险、海外负责任投资、开发性金融环境社会保障机制等议题分享观点、交流经验。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上个月刚刚闭幕,来自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议题,并在联合公报中一致承诺,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敦促落实《巴黎协定》,并促进可再生能源与能效领域合作。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国开行的海外贷款余额连年增加,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融资提供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海外投资过程都面临由于对当地投资环境了解有限而引起的各类环境与社会风险。在能源投资方面,企业与金融机构如何管理和控制海外投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如何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实现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此,中国绿色领导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波士顿大学Frederick S. Pardee 学院于6月8日在鸿芷咖啡馆联合举办了关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分享会。与会伙伴分别就能源融资现状及风险、海外负责任投资、开发性金融环境社会保障机制等议题分享观点、交流经验。

 

                                                                                              创绿中心/摄

嘉宾简介

Kevin P. Gallagher: Professor of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波士顿大学Frederick S. Pardee 学院

任鹏:全球环境研究所 海外投资贸易与项目经理

白韫雯: 创绿研究院 主任

 

一. Kevin P. Gallagher:中国能源领域的海外融资:机遇与挑战

    对两大中国全球政策性银行海外能源投资的数据分析

    海外能源投资的“中国模式”

    国开行海外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Kevin P. Gallagher发言  创绿中心/摄

Kevin介绍,2000至2016年国开行和进出口行向海外提供了1600亿美元的能源融资,80%的资金用于电厂开发,其中的66%投向煤电,27%投向水电。中国在海外能源投资的模式更像一个“投资的打包组合”,有多个机构和部门共同参与,包括国开行、海外合作金融机构、中资企业以及所在地实施方等。国开行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在整个海外贷款占比较高,主要涉及煤炭相关产业,而新能源比例相对较小。

通过不同的投资方式,中国满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但就银行风险而言是不可控的,特别是一些国家以大宗商品为融资担保的贷款风险较高,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会因经济形势或所在国政治稳定情况发生浮动。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煤电投资也同样面临排放和污染等风险,可能导致资产的搁浅。

 

二. 任鹏:“一带一路”煤电项目中的中国身影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及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国海外煤电投资项目的发展

任鹏发言  创绿中心/摄

任鹏介绍,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环境、社会冲突以及减排的要求。他提出了两点解决方案。一是发展清洁煤技术,减少碳排放,提高利用率。二是,在国外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统计获得,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的煤电开发项目呈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快速发展(2001-2010年);第二阶段:低速发展(2010-2013年);第三阶段:再次快速发展(2013-2015年)。涉及中国参与的煤电项目主要在印度、印尼,形式包括工程承包、设备出口、投资和银行贷款等,其中,中国的五大国有发电公司是主要参与者。

 

三. 白韫雯:带路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 – 以国开行为例

    “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及主要金融机构

    开发性金融及国开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比较与分析

在白韫雯看来,带路沿线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缺少安全高效的直接融资渠道,需要外部的金融支持;而中国拥有充足的资金且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技术和产能输出,可互补。但从风险角度来看,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复杂,完善投融资风险管理及信用体系存在困难,这会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挑战。

国开行有超过约2万亿美元资产,在全球主要开发性银行中位居首位。2001年国开行由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过渡,通过直接贷款(软硬贷款)、国外银行转贷、项目融资以及股权融资(如建立中非基金、国开金融)等方式支持中国境外的投资。截止2016年,带路国家有超过500个投资项目,总额达3500亿美元。2005-2014年期间,国开行与进出口行支持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印尼等国家的火电项目迅速增长。

现阶段,国开行还是基于信用、市场与合规方面的风险作为投资考量,虽然承诺采纳一些国际倡议并遵守国内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但是在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方面并不充足。在环境项目社会影响评估、分行业投资政策、信息披露、申诉机制建立、项目运营的第三方审核等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可参考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以及成熟的国家、地区开发银行现有经验和实践,接受监督,与利益相关方透明沟通。

 

问答精选

Q1:如何看待清洁煤这一概念?清洁煤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白韫雯: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减贫以及无法获取能源的问题,还需一段时间通过发展高质量的煤电作为过渡,而中国的投资应集中在提高清洁洗选、清洁生产、提升能效和排放标准,以及超临界技术使用方面,实现对煤炭的清洁化使用。但我们在定义“清洁”时要特别小心,避免把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经济性又低的煤化工等产业输出。100%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全球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应提高对投资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与日俱增的投资需求的关注和行动,以此可使带路倡议给其他国家带来积极的减排效应。相比商业性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机构应率先支持这些朝阳产业,降低其融资成本和风险,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郭虹宇:我们机构(创绿)正在根据带路沿线一些主要国家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自主贡献减排方案,计算出方案中能源转型目标可能带来的清洁能源投资潜力,基于此来评估中国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国家减少排放。

任鹏: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发展煤电还是可再生能源。如果国家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要求从煤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也是不切实际的。

Kevin:中国一方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支持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注重与国家政策的对接,侧重对产能过剩的企业的支持。而火电和煤炭行业在国内发展空间已经很少,因此更多输出国外。将煤炭和其他替代能源在空气污染、进口比例、可提供的本土就业机会等方面进行对比后,这些因素会对能源转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Q2:如何解决贷款国家真正需求和中国借贷方政策之间的差距?例如很多国家已经在国内推行100%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等。

Kevin:不同利益团体的需求和国内政策的需求可能不同,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追求也可能存在差异。能源转型主要来自技术层面及经济和市场方面。推行清洁能源既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也需要经济发展的转型。

白韫雯:除了所在地国家要提出清晰的投资需求,中国作为投资者,也需要去了解、分析投资所在国现阶段以及未来20-30年的相关产业发展趋势。中国资源集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对其他国家并不是有效或可行的,我们也是付出巨大环境污染代价的。比如有些国家面积不大,完全可发展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就能实现当地的电力需求。在全球达成巴黎协定、形成SDG共识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对接各国的发展需求,对具体投资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