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走出去”的重要形式：海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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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今年6月份曾经撰文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提出建议[1]，其中有条微观层面的建议是“设立海外办公室，直接影响国外核心舆论场。”王教授的这条建议所针对的智库，应该不是泛指所有的智库，而是指那些关注国际关系、国家海外利益和全球治理的智库。

创绿研究院今年初发布的题为《实现互惠共赢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的报告中强调了知识管理对外援工作的重要性，而智库可以在知识管理的流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一带一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援助，而是互利共赢的发展合作，但是包括知识的获得、分析、对决策的反馈等在内的知识管理对于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欧美智库在海外开设的分支办公室的工作主要发挥了以下几个功能，首先是长期关注相关议题在所在国的发展，增进自身对于该议题的深入认识，以此有效支持开展相关工作的决策；第二是促进两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对于相关议题的“第二轨”交流，为正式的政府外交提供支持；第三是把一些自己关注的核心议题带入所在国，推进相关议题在所在国的讨论，可以算是一种“议程设定”。

应该说，这三种功能的实现并不一定需要海外办公室，但是海外办公室可以非常有力地支持这三个功能的实现。首先，常驻的办公室更容易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其次，常驻的工作人员能更好地拓展和维护与当地相关机构和专家的关系；第三，了解自身国情的当地员工可以为智库在该国开展的工作提供很好的建议。

对于“一带一路”而言，从国家的战略决策，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都需要正确掌握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国情。在某些情况下，我国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也需要通过某些渠道参与到相关政策制定的讨论中去。使领馆的研究只能提供一些面上的信息，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学术界和智库来完成。目前有的支持学者去相关国家调研的资金往往是基于项目的，也就是说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成果出来就结束了。因为缺乏可持续的支持，真正能长期扎根的研究人员凤毛麟角。因此王教授提出的中国智库应设立海外办公室的建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

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德国的政治基金会有国家财政的支持，美国设有海外办公室的智库也都是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目前我国私营部门感兴趣的主要捐赠领域是慈善，对于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关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这种模式更值得我们借鉴，也就是说国家拿出一部分专门的预算来支持智库海外办公室的运营，但是要跟科研类的基金分开。其实智库海外办公室刚开始时人员不用很多，一两个人即可开始运营了。所以公共资金的相关支持一开始也不用力度太大，而是通过不同智库之间的竞争，选择成果显著的提供支持。

第二是人员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资金的问题。一方面是驻外人员的待遇，不仅是工资收入，还有家人安置等等，都是确保驻外人员长期安心工作的重要因素。这可能牵涉到我国公派驻外人员的整体待遇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是雇佣当地员工并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这其中既是待遇问题，又对驻外办公室领导的领导能力提出了要求。

第三是树立积极正面的智库形象才能找到合适的当地伙伴，避免被视为“间谍”、“喉舌”或者是“金主”。这一方面对智库的研究工作有所要求，必须是专业、客观同时又是公开透明的，另一方面在财务制度上也要确保合规。这方面也可以借鉴一些欧美智库的做法。

总而言之，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走出去设立海外办公室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尽管中国智库在议题选择、价值观等方面可能和欧美的智库有所不同，但是在机构运营，以及国家整体支持体系上，仍然可以借鉴一些欧美的做法。

本文作者陈冀俍（创绿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