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回顾 | 抵御气候风险,增强气候韧性:城市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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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下午,气候适应系列工作坊第三期:“提升城市气候韧性”在线上举行,来自大学和国际社会组织的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对城市居民、生命线基础设施和生态的影响愈发显著,提升城市气候韧性需要兼具效率与公平。

IPCC报告指出,作为全球超过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城市一方面遭受严峻的气候变化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适应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今年以来中国及其他国家多个城市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持续高温和强降雨冲击着电力系统等生命线基础设施、户外工作者和老人等脆弱人群以及城市生态系统,再次凸显了增强城市气候韧性的紧迫性。近日出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出要强化城市气候风险评估、调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完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强城市洪涝防御能力建设与供水保障、提升城市气候风险应对能力。在此背景下,需要充分识别城市面临的气候风险类别,制定具有区域针对性的城市气候韧性政策、措施和方法,社会组织作为利益相关方之一,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贡献于具有区域和行业特色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8月29日下午,气候适应系列工作坊第三期:“提升城市气候韧性”在线上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大学、智库和社会组织的五位专家分享了国际与中国城市气候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城市气候适应战略和政策框架以及国内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良好实践。来自政府智库、大学、国内外社会组织、媒体、企业和咨询机构的近100位参会者参与本次会议,并从概念厘清、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机遇的角度展开讨论。本次会议由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主办,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支持。

参会嘉宾合影 | GHub制图

 

发言精华

杨赛霓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杨赛霓教授对城市气候脆弱性的影响趋势进行分析。今年全国37.7%的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高温事件标准,其中262个气象站日最高气温持平或突破历史极值。全球范围来看,2022年6月期间,地表温度超过50℃的土地面积占全球土地总面积的4.23%(超过40℃的占16.77%),气候变化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高温天气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据全球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8月8日,全球已有至少332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除死亡外,极端高温还会导致热相关疾病的增加,包括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并发症、肾功能衰竭、电解质失衡、肾结石和早产等。

除此之外,高温天气还会造成多维度的灾害损失。欧洲森林火灾点数达到历史最多,相比去年增长三倍。湖泊热浪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对全球的湖泊生态系统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根据测算,在全球温度升高1.5°C 和 3.5°C 时,湖泊热浪事件将分别增加2倍和5倍。对于能源而言,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可能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使欧洲的能源问题雪上加霜。高温造成的蓄水量枯竭和土壤干旱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粮食危机风险愈发严峻。

全球风险产生原因 | 嘉宾分享PPT

全球风险变化的核心是我们处于一个广泛联结的世界中,所有风险都相互关联,这成为适应行动实施的挑战。气候变化正在给不同地区带来多种耦合性变化,包括干湿的变化、风、冰雪的变化、沿海地区变化和海洋的变化。

人类行动有可能决定未来的气候走向。IPCC第二工作组报告强调,保护自然是保障人类宜居未来的关键。城市既是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的热点,也是其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第三组工作报告聚焦于气候减缓,强调未来能源行业是控制气候变化的核心,同时要采取气候行动加强气候资金,缩小投资差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气候脆弱性需要从暴露、敏感性和韧性三个维度考虑。全球城市风险适应研究发现,很多城市在早期的风险评估阶段就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为城市后续工作提供帮助。其次,气候降尺度数据[1]对于推进城市适应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优先制定应对政策,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高度不确定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建立韧性的同时保持灵活性。

脆弱性框架:暴露、敏感性和韧性 | 嘉宾分享PPT

过去二十年,全球许多城市已经开展气候适应工作,可以成为我国开展城市气候适应工作的参考。哥本哈根基于碳排放结构和趋势分析,制定绿色发展战略,在能源消费、能源供应、绿色交通和城市管理四个领域提出目标、举措和旗舰项目。哥本哈根明确了2030年、2035年以及2050年的愿景,希望从“碳中和”(Carbon Neutral)过渡到“气候中和”(Climate Neutral)和“零石化”(Zero Petrochemical)。目前,哥本哈根的碳排放量在2011年的水平上减少了190万吨。2025后,哥本哈根将开发新的分布式能源,在供暖系统中增加整合能源系统,以及在交通领域改用电力和其他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替代能源。

纽约作为沿海城市,容易受海洋灾害、洪水、飓风的影响。因此,纽约提出海岸城市韧性建设及综合解决的思路。首先,纽约基于风险评估,打造沿岸供源系统,并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提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弹性水岸策略。其次,纽约将曼哈顿主岛改造成滨水U型保护系统,成为城市防洪系统中的“缓冲区”。最后,纽约将垃圾填埋场转变成为具有生态韧性的城市绿洲,形成“新生命公园”

伦敦在2020年公布了完整的韧性战略《伦敦城市战略2020》,相比之前的行动计划,该战略强调突发灾害的应对措施,增强城市广泛和长期抗风险能力,以及使城市和市民加强风险应对意识。伦敦的城市韧性战略强调人的韧性、空间的韧性和过程的韧性。战略认为“韧性城市”应包括包容、整合、适应、反思、随机应变、稳健和余量等七个要素。

马斯达尔作为沙漠型城市,其适应策略是建设“零碳新城”,以零碳、零废物为发展目标,侧重于降温、通风及能源改造,这对于干旱高温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COVID-19 和全球气候变化正在表明,在当今高度联结的世界中,灾害正日益显示跨地域和跨部门的级联影响。尽管全球风险管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新兴风险正在抵消适应带来的收益。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今年发布的《全球灾害评估报告》指出:潜在脆弱性正在增加,这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因此城市气候变化适应需要更系统性的规划决策。

COVID-19和系统性风险 | 嘉宾分享PPT
 

郑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气候变化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郑艳主要对《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后称《战略》)中提升城市气候适应能力的部分进行解读,并重点介绍了中国构建韧性城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战略》提出新时期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明确了适应工作的重点领域、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战略中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契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不仅强调适应和防灾减灾,更强调构建一个广泛而系统的气候韧性社会。《战略》的核心是三大领域,首先是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第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提升,第三是社会经济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升。此外,《战略》提出了八大区域格局,提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升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不同阶段中国适应气候变化主要目标 | 嘉宾分享PPT

气候韧性建设的重点地区除了城市地区和人居环境,还要关注东南沿海城市群等人口密集区,考虑社会经济系统里的气候敏感二三产业,包括商业气象服务、气候保险和金融、能源行业、交通行业、旅游业等。《战略》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适应措施和行动建议,例如结合城市规划、人居环境设计,加强城市气候风险评估,把适应的目标、任务、需求纳入到各行业部门的规划与工作中。此外,利用自然的解决方案,完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城市洪涝供水问题,综合提升城市气候风险应对能力。

IPCC第二工作组报告第六章提出增强城市适应能力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了解城市脆弱性的原因、城市面临的关键气候风险、城市适应行动与减贫和减缓等发展目标的协同行动等。报告指出,城市地区与气候变化存在交互影响机制。适应赤字广泛存在,需要从加强社会基础设施、自然基础设施、灰色/工程基础设施适应等角度全面推进适应行动,并注意采取综合的适应路径,实现减缓与适应的协同发展。城市适应水平与各国的治理能力、资金支持、人力资源,还有城市基础设施水平都密切相关,尤其可能面临适应跟不上需求的问题。IPCC报告认为,发展转型适应和构建气候韧性需要将适应纳入城市规划的日常决策过程。地方政府需要成为适应的引领者,社会组织也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ies)基于韧性理论,以可持续性为目标,是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的城市发展理念。韧性城市的目标是促进人居环境和人类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适应战略中,防灾减灾是核心,其次是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而韧性不只包括气候韧性和灾害韧性,还包括经济韧性、社会发展韧性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在最高维度上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城市适应战略核心要素 | 嘉宾分享PPT

郑艳以沿海地区城市的韧性评估工作为例,分享了城市韧性的概念和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韧性分为一般韧性和专项韧性,一般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体现为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等方面。专项韧性针对特定的灾害风险而言,比如海绵城市建设可提升城市的水系统韧性。城市水系统韧性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包括工程韧性(灰色基础设施)、生态韧性(绿/蓝基础设施)和演进韧性(制度管理及创新)等方面。根据城市暴雨韧性评估结果,海绵城市中韧性城市、低风险城市占28%,而气候适应型城市中脆弱型城市、高风险城市占91%,可见我国大多数城市亟需借助试点政策增强城市适应能力。

基于暴雨风险的城市分类 | 嘉宾分享PPT

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城市韧性建设,国内和国外的城市对于目前存在的优先问题和突出挑战有所差异。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国城市需要将气候敏感二三产业、加强部门协同、适应技术研发和拓宽资金机制等关注点纳入到气候适应城市试点中。比如浙江丽水作为中国生态第一市,可为转型适应提供参考示范;四川广元作为发展型适应的样本,未来可协同建设低碳韧性城市。

低排放,构建恢复力和促进发展的多盈策略 | 嘉宾分享PPT(乐施会报告,2015)

最后,郑艳强调协同适应的重要性,减缓、发展和适应策略应当有机结合,实现包容性发展。在政府部门层面,加强现有一些城市试点的部门协作,提升对适应工作的重视和成效。在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层面,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优势,从不同角度挖掘气候适应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比如乐施会发起的农村社区“低碳适应与扶贫综合发展计划”(LAPA),探索将适应、减缓与减防灾等视角融入农村扶贫发展规划,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类似尝试对气候适应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构建气候韧性社会需要提高从政府、学界到社会的凝聚力,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贡献力量

 

鹿璐,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市部副研究员

鹿璐通过介绍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相关研究和工作方法,探讨如何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增强城市的气候韧性。

今年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史无前例的高温红色预警,从重庆到上海、持续长达12天的40℃高温带象征着全球气候变化正在进入难以预料的阶段。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是异常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2001年到2019年全国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可以规避一部分气候变化带来的额外损失。由此,WRI提出了研究城市韧性和城市气候适应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城市规划层面,主要关注城市整体建设规模控制、空间组团优化、绿色空间体系完善等结构性的调整变化。通过提升城市内蓝绿空间布局,理顺城市内河和风道体系的规划等手段,提升城市对于高温热浪等气候灾害的抵御能力。

第二个层次是中观生命线基础设施,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给城市带来额外效益。研究发现对韧性城市的投入回报巨大。2019年《全球适应报告》发现,每增加一美元对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能带来近5倍的收益。适应委员会搭建起结合规避未来损失,增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重红利模型,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后续进行生命线基础设施研究及其效益分析提供了范式。为了提升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关注度,WRI选取了中国较为典型的三类气候适应措施,包括宁夏的节水灌溉设施、武汉的海绵城市和深圳的海堤设施,分别对其开展了类似的损益分析。研究通过情景分析模型,对比不进行额外气候韧性投资和开展气候韧性建设的情景,观察后期的效益差别。以深圳大鹏新区为例,大鹏自然条件优越,但饱受台风和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曾在2018年遭受过山竹台风袭击。WRI基于深圳2021年至2050年的气候风险的预测,以可抵御50年一遇台风暴潮的灰色海堤为基准情景,与具有额外绿色基础设施、可抵御200年一遇台风的“灰绿结合”人工海堤的韧性情景对比,分析两者30年内的成本效益变化,并最终得出结论:建设更有韧性的“灰绿结合”海堤,能维持当地经济活动水平,也能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

基础设施洪灾损失 | 嘉宾分享PPT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能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结合大鹏新区的旅游产业以及灰绿海堤的环境和社会效益,WRI发现在灰色海堤上新增额外绿色基础设施,能够创造具有更高公共效益和旅游价值的区域。根据测算,从2021-2050年,每在深圳灰绿结合的海堤投入1元,获益将达到2.1元。该结果说明,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基础设施的韧性改造对当地经济仍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仍然缺少足够的高质量海堤,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海堤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社会投资对于海堤的贡献比较小,缺乏拓宽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二是对韧性基础设施的价值评估体系不够完善

最后一个层次是微观社区和居民层次,研究发现居民对气候变化的体验、认知乃至反应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从去年开始,WRI和其他机构一道,对北京东四社区的居民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调查和社区建成环境调查。调查所在社区为北京中心胡同区域,居住人口年龄偏高。他们的反馈显示,即使是居住在市中心、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且拥有户籍的北京居民,对北京的天气感知、公共空间建成环境,以及对气候灾害适配程度的评价都偏负面。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都认为目前的公共空间存在一定气候安全隐患。此外,居民对气候影响的反应正在变得更加强烈。例如,去年的数据显示,仅有41%的居民认为在面对极端灾害时需要对口帮助,而今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75%。在体力活动方面,去年居民体力活动水平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值的60%,而今年这一比例仅有44%。在天气条件更为恶劣的情况下,超过80%的居民可能会取消体育休闲活动,公共健康效益受到显著削减。因此,高温日数、夏秋季持续时间、蚊虫、暴雨等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现象正在塑造着居民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会威胁与居民健康和福祉相关的诸多效益

城市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 嘉宾分享PPT

 

潘涛,可持续社区研究所(ISC)中国项目主任

潘涛以城市韧性的评估框架为出发点,介绍了国内外构建气候韧性的良好实践。气候韧性的目标是应对本世纪末可能发生的2℃-4℃的全球升温,以及伴随的全球和地区性极端气候和天气事件。

评估一个城市是否足够有韧性,首先要考虑经济(Economy)层面,从就业、职业平等、以及弱势群体角度出发,考虑经济是否具有韧性;其次是社会(Society)角度,从现状来看,中国目前没有给予社会基础设施足够重视,需要在日后发展中投入更多资源;环境(Environment)是城市韧性评价的基础,其指标包括人口密度、绿色用地等,与韧性建设息息相关;治理(Governance)包括政府和社区组织架构等,其作为城市韧性的蓝图,发挥支撑性作用。

城市韧性的评估 | 嘉宾分享PPT

推进城市气候韧性建设首先要明确目标,确定底线。从现状来看,实现《巴黎协定》1.5℃和2℃温升目标不容乐观,所以人类要具备危机意识,为本世纪末可能发生的2℃-4℃温升做好准备,基础设施需要在未来五到十年做好预估和计划。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风险和区位因素,做到分区治理,制定细致的区域性目标并按目标分步开展。

全球韧性城市100项目(100 RC)的治理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将水作为核心,将其转化为城市和社会资本资产;第二是建立韧性公私合作关系,由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协助完成韧性城市的建设;第三是通过使用可持续资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交通确保增长。

气候公平也是构建城市气候韧性的重点工作。气候变化加剧或催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居住在地质和洪涝灾害脆弱地区、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积聚地区的贫困及弱势群体,其生存环境会更为恶劣。比如,能源价格上涨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等。碳中和以及气候韧性转型可以提供社会公平发展的新契机,包括碳市场机制、改善减灾基础设施、提高建筑品质和能效、绿色就业、增加妇女和农村就业等。但气候愿景在实施过程中并不一定是普惠的,因此需要公众参与,兼顾公平和效率,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公平的生态补偿机制,从城乡融合、发展支持保护和转移支付等方面保障气候公平。

潘涛分享了五个气候韧性实践的案例。2016年起,ISC开始在美国建设韧性社区,目前已有4个项目,遍布美国19个州。项目主要支持当地社区尤其是少数族裔所领导的机构完成工作,优先支持绿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光伏韧性社区中心等。项目强调气候公平,会对社区开展领导力培训,并为小社区提供示范。

成都天府新区的韧性规划提出的愿景是“面向未来,建设韧性可持续的公园城市”,包括安全健康、繁荣活力、品质宜居三个方面,再分别细化成八个主题策略,逐一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每一项计划都规定了具体的负责部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规划的落实。

成都天府新区韧性规划 | 嘉宾分享PPT

德国莱茵河城市韧性保护项目主要聚焦洪水防护。科隆市政府投资4亿欧元在莱茵河畔设置了移动防洪墙,以预防不可预测的洪水带来的破坏。该移动防洪墙还可以根据天气预报和汛期拆卸,不仅能保护城市的核心区免受灾害影响,还能在不需要的时候拆除,保证城市的美观。以此为启示,广州、深圳、上海等海滨城市也可借鉴建设防洪系统。

在海岸线治理方面,荷兰国土面积有26%位于海平面之下,但是荷兰并没有受到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破坏性危害。2006年至2015年期间,荷兰政府投资22亿欧元,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开展30项治理措施,包括扩大于洪停留面积、增加休闲公共空间、协同生态环境保护等,值得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借鉴。日本海岸线治理主要聚焦减轻海啸带来的冲击和损失。海啸作为破坏性极强的事件,无法完全用生态自然措施来应对,因此日本岩沼市开展了硬化混合生态基础设施的工程,在抵御海啸的基础上,增加休闲空间,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

日本城市生态海岸线的建设 | 嘉宾分享PPT

黎巴嫩则运用马赛克地景进行森林防火,即砍伐出一条防火通道,进行区域性隔断,避免森林火灾发生时造成大面积破坏。这种方式对于高温干旱地区的山火防控具有示范作用。

最后潘涛强调,气候适应工作的建设,不应只考虑结果,更需要关注过程中目标的确定、标准的制定、资金的分配、工作的落实等步骤,兼顾公平和效率,才能高效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工作。

 

Hendricus Andy Simarmata,印尼城市和区域规划联盟(IAP)主席 

Andy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利益相关方的应对措施出发,分享印度尼西亚构建气候韧性城市的政策和实践。首先,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不能单从社区层面探讨,还需看到更广泛的领域,结合不同地区气候治理的经验和观念,建设有区域针对性的治理方案。除此之外,需要建立学科间的合作,综合气候专家、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拓宽视野,全面甄别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社会治理的包容性也是气候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气候适应需要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协同规划,共同参与。

印度尼西亚作为群岛国家,正在进行广泛而快速的城镇化,需要着重关注沿海城市的气候适应情况。在气候变化这个概念主流化之前,印尼已经充分意识到沿海地区面临的风险具有多元和动态起伏的特点,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当地人民受到威胁和挑战也不断加强。

对气候风险的预测非常重要,模型的准确性是其中关键。几年前,印尼搭建了基于已有数据的模型,预测洪水将在2035年从南加里曼丹岛的下游地区延伸至Amuntai中心地区。在两年前公布结果时,专家都认为过度估计了洪水的风险。但2021年1月发生的洪涝灾害已经进入预测的范围内,这也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开发研究新的预测系统,运用先进技术协助应对极端事件。

雅加达也有类似案例,2007年,雅加达北部沿海区域修筑了堤坝,每过几年就需要加高加固才能满足安全要求,当地居民也需要不断适应堤坝加高带来的不便。这是预测过于保守的后果。

帕伦巴的防洪规划同样体现了预测的重要性。根据对洪涝灾害的模型预测,当地实行预防措施,比如对水道进行调整,保护当地渔业的运行。同样,在建设高速公路之前,需要提前根据模型划分的洪涝区域,进行排水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其次,模型的设计应该针对特定情景开展。从2020年起,印尼开始根据卫星图像和其他数据开展风险分析,进行成本预估算,用可靠的模型结论使居民相信洪涝灾害的风险。同时,印尼大力宣传分析结论和应对措施,尽量让所有居民学会灾害应急措施和承担应尽的责任。除此之外,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不同学科研究的配合。比如气候专家从分析适应的现象入手,人类学专家强调根据人类行为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案,生物学主要负责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的适应性,人类资源管理研究如何开展相关能力建设,地理学科强调气候风险的区域和空间规划等。只有这些学科的专家共同努力,全方位考虑气候变化的问题,制定完整的应对策略,才能使气候适应工作更高效全面。

印尼设计了气候变化的循环分析框架,制定到2024年的中期发展规划和2025年后的长期发展规划。规划一共包括三个主要方向。首先是从社区角度制定气候适应方案,当洪水来临时,制定可行措施将损失最小化,甚至做到与洪水和平共处,利用洪水创造收益。但目前还面临着资金匮乏、科研能力欠缺等问题。第二个方向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由NGO和当地政府、社区开展合作,建立区域排水系统,共同制定未来发展规划,保证居民的安全。第三个方向是科学的角度,在气候科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灯的共同研究下,全面分析气候变化现状和未来的影响,探讨这些结果会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带来的挑战。

印尼系统性气候变化现象和气候变化循环分析 | 嘉宾分享PPT

Andy表示,全国性的政策只能作为一个大框架,实际的方案应该根据每个城市的特征量身定做。印尼经济社会领域中最主要的元素是海洋、水、农业和健康这四部分,截止2024年,若不采取任何气候适应和减缓措施,会有至少3万亿左右印尼盾的损失。在自然适应的情况下,经济损失会有所减少,但是实行气候适应和减缓政策,加强监测能力,能够大幅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下的经济损失 | 嘉宾分享PPT

除此之外,印尼还制定了零碳长期战略,主要内容包括能源转型、撬动绿色投资,以及适应与减缓工作的协同。在适应与减缓的协同方面,安装太阳能设备一方面能够减少碳排放,同时能够改造整个城市的能源系统,提高其韧性。水力发电厂本身也可以促进能源转型,同时还能降低洪涝灾害风险、增加植被覆盖等。印尼目前的气候政策和项目很重视平衡适应和减缓的双重效益。

最后Andy强调,气候适应需要国际的支持。印尼已经向UNFCCC提交了气候资金的流向报告,结果显示资金多数用于政策开发和地方预算等,其中流向气候减缓领域的占比更大。每个国家应对气候问题的挑战都有所差异,很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该多关注气候适应能力较弱的群体,如贫困人群、老年人等,而这些都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具体的支持措施可以考虑建立国际合作关系,设立发展银行,实施募捐或低息贷款等,帮助低收入国家更好地开展气候工作。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支持路径 | 嘉宾分享PPT

 

问答环节

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帮助政府开展城市韧性建设和具有针对性的城市建设规划?社会组织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

潘涛: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首先,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倡导和学习,可能在咨询方面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有待加强,但是社会组织很擅长汇总示范案例和开展行业间交流,因此,社会组织可以完成战略实施的辅助工作。

第二个方面,社会组织应该重点关注社区层面,比如参与培训志愿者和气候传播,协助社区协调利益相关方等。社会组织的性质比较独立,不代表商业利益,因此可以更客观地搭建政府、私有企业、社区之间的桥梁,动员大家共同参与气候行动。

鹿璐:我觉得NGO更多还是起到信息共通的作用。北京的本土规划机构已经有了非常扎实的项目经验和前沿理念。在日常工作中,国际NGO作为合作方,一方面向本地专家学习特色实践,另一方面与本土团队互相启发,共同促进项目的设计创新。除此之外,我认为NGO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将中国一些代表性项目传播给世界,促进国际交流学习与合作。

杨赛霓:城市气候变化适应的覆盖面很广,城市规划的制定想做到面面俱到是非常困难的,一定会存在某些方面关注度较低,这时社会组织就可以发挥其灵活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推动政府政策制定和项目实行。所以我认为社会组织需要有更好的机制参与到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中。

郑艳:我认为社区层面的工作特别重要,比如WRI提到的东四社区做的调研,就有较好的带头作用,类似项目可以再深入持续地做下去。国内社会组织在珠三角地区也有类似的工作,我和他们也分享了做社区调研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后续社会组织开展适应工作做铺垫。很高兴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在跟进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我认为未来社会组织可以做得更持续、更精细化,配合政府高效落实政策。

 

韧性城市和气候适应型城市概念的核心区别在哪里?

郑艳:可以理解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就是气候韧性城市。韧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2010年宜可城(ICLEI地方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跟德国波恩城市政府联合发起的国际韧性城市大会。欧盟对于韧性城市的理解主要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气候风险,所以更多强调气候韧性。但是美国对韧性城市的理解范围更广,包括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恐怖主义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等,因此所以我觉得韧性城市概念更大。气候适应型城市是我国生态环境部主导的试点.是立足于部门工作的一个抓手。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愿景规划第一次正式提到韧性城市概念,但是新的国家适应战略里没有统一称为韧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太大,没有部委能够把完全承担这个工作,需要全社会对韧性建设提升关注。

杨赛霓:气候适应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和韧性城市,这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韧性的概念在上世纪就提出来了,最早应用在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领域。其实核心就是能减少破坏力,实现更好的恢复。我认为韧性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只是针对气候的问题,还涵盖所有的外部冲击,比如自然灾害、疾病、能源、经济等。所以韧性的涉及面广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工作的执行产生困扰。因此我推崇一致性策略,这里面很多内容是共通的,比如韧性中的一些特性对于气候适应同样适用,那就可以一起解决。

 

结合上一批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的经验总结,在开展新的气候适应型试点城市时应着重推进哪些工作?

郑艳:我想生态环境部发起第二批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是希望号召更多的城市参与到试点工作中,不论大小,不论先进还是后进,都可以参与。尤其是上一次试点中小城市较多,目前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在海绵城市建设的基础上,也在积极参与,例如启动了一些研究工作,编制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的方案规划等,可以提供更好的示范案例。最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多部委联合推进试点工作。

潘涛:首先,国家级的技术单位一定要给出非常明确的技术标准,预防各种意外的可能性。比如如果升温3℃、甚至4℃,上海海平面的提防是否要加高加固,这些都应该有明确计划。中国在海绵城市中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和精力,也有不错的成效,但目前海绵城市建设中还有很多地方标准是空白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次,目前依然面临资金匮乏的情况,没有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地方项目的建设。因此需要国家提供一些金融支持和市场解决方案,打通资金渠道,为地方韧性城市的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杨赛霓:非常同意潘老师的观点,在做韧性城市或气候适应型城市时,资金存在巨大的缺口。关于各类适应措施,我认为第一步一定要进行量化评估。例如海绵城市建设,投入巨大,但对于暴雨内涝的应对也有一定局限性,因此要对每个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量化分析。换句话说,我们做投资和决策之前,要先做一些成本效益分析,知道什么措施适用于什么情景,能起到多少作用,这样我们才能决定政策、措施的优先顺序。

 

中国的城市适应经验应如何走出去,比如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气候适应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点?

郑艳:我曾经参与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做了一些调查,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比如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学员,他们普遍反映的城市问题与中国城市不一样。中国城市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硬件已经较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是旱涝风险的防护问题。但是亚非拉许多地区的城市还集中于垃圾处理、交通设施、公共安全、贫民问题等,所以我们"一带一路"应帮助他们推进发展型适应。国际社会在积极倡导的增量型适应、转型适应,并不如发展型适应更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另外,对于适应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也是有自身优势的。例如传统知识和文化,24节气和习俗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来自我们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一种经验科学,西方对近代两百年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是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我认为应该将二者结合,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要以人为本,要兼顾科学和感受、理性和感性。比如关注气候变化与人居环境,城市建筑、社区规划、步道等,增加城市的生态设计,提升城市的微气候和微循环,同时也让人们有更多娱乐、休闲场所,提升个体在身体健康和社会层面的适应能力。

鹿璐:通过南南和带路合作,可以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互补,促进互相学习。我在进行深圳海堤研究的时候,发现我国很多红树林相关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测算统计没有印尼的全面。气候变化知识和应对经验并不是从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传播到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而是从一个有某些气候应对经验的国家传播到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国家。气候变化的极端化加速了这类型经验传播的需求。

我认为气候适应需要各国本土智慧和优势经验的互相学习。中国"一带一路"的交流机制是双向的,中国有很多城市规划建设、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给处于城市化初期、基础设施欠缺的国家带来启发。比如我们在之前的对外研究、交流过程中,发现城市主体对海堤的韧性投资,没有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韧性投资兴趣高,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交通不便利的损失有明确感知,但对海堤带来的便利是不敏感的。在进行经验交流时,如何提升海堤的“存在感”,拉动社会和居民对于海堤等设施的投资积极性是我们的可以向外介绍的。同时"一带一路"国家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红树林养护经营、蚊虫应对、生态友好设计等方面是我们可以补充和学习的。


 [1] 将全球气候模式输出的粗空间分辨率和较长时间间隔的预报数据转化为地表几十千米以下尺度和短时间间隔的气象数据,为水文、生态、环境模拟和预警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和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