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语
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于2014年12月30日开始生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当前的环境下，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智库通常是以公共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的，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当前，中国的民间智库力量薄弱、数量较少、缺少专业人才、机构不健全、缺少资金来源，与政府机构的沟通交流机制不大健全，在代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有限。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增强中国智库的决策、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为公共政策制定、决策和执行建言献策，是建立新型智库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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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于此，本专栏分享国内外智库在影响、推动公共政策制定和有效实施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促进公众对智库运作、功能和优势的理解和认知，并为民间智库的建立、发展和壮大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为智库的一种，环境智库通常因其话题的特殊性而具有独特的风格。环境议题涉及广泛的政策领域，从环境“介质”到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为了增强环境智库在议题上的全面性，环境政策通常被整合到其他领域的政策中加以实践。同时，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也很高,为了保持时时跟进政策，环境类智库通常致力于提升议题的政治地位，并制定制度化的政策周期来刺激 “政策的规律性变化”（policy rhythms）。
环境作为公共资源，管理时存在着投入与收益人群-不平衡的特点，容易使资助方丧失兴趣，智库依靠政府对“软”研究的资助才能得以长期发展。公众形象在学术和政策间的权衡也是环境智库面临的取舍之一，否则智库在其所属领域的专业度和研究能力将会受到限制。环境智库可选择与其他组织合作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倡导，或者与学术机构建立联系以维持其科学影响。与经济、技术等变化相比，环境政策收益周期较长，这也使得智库对政策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德国和欧盟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智库的成型有着结构性的影响。德国属于联邦国家，并且党派间不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环境和资源问题在国内有着跨党派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由于历史上联邦环境政策在制度上较弱，国内100多个组织作为政策研究和信息提供者，存在着观点竞争文化。而欧盟也为智库提供了独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作为一个既非国内也非国际的多中心体系，欧洲智库的政策倡导不仅基于本国，还需从欧洲整体出发，使智库有针对欧盟的特别干预模式。
在德国积极淘汰核电的大背景下，为了扩大德国生态研究网络以持续对核辐射危害和核电替代方案进行研究，1995年由私人部门发起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德国生态研究所（the Ecological Institute）。生态研究所是一个典型的扎根于欧盟的环境智库， 其总部位于柏林，活跃于欧盟地区，主要应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生态研究所在环境议题领域通过多种途径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包括为欧洲议会提供以政策为向导的报告，向欧盟的研究框架计划提供项目建议，与环境、外交等国际事务方面的高层政策制定者建立联系，对可再生能源在欧洲的推广也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生态研究所等非政府智库，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制定和周期，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渠道。案例之一就是为德国联邦的《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Act）提供了一个非政府的“清算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关规章制度需高频率地进行调整。在电网运行过程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商和不希望将不稳定电力来源并入能源供应中的电网运行商之间的矛盾在《法案》颁布之前都需在地区法院进行裁定，由于对相关法律了解有限，地方法院的裁决可能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受到抑制。非政府的“清算处”自身具备与环境相关的专业知识，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讨论和交流平台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丰富了判断的维度和依据，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
在欧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生态研究所通过与英国水资源研究中心的合作启动了技术研讨会，并鼓励欧盟其他国家和机构加入，增进智库和基层官员的对话和深入了解，为管理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德国智库的一个缩影，生态研究所虽受环境与资源议题内容和本国社会结构所限，但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存和政策倡导模式，为其他环境智库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方面的努力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