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回顾 | 气候科学与《国家气候适应战略2035》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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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大学、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组织的专家细致解读了气候适应科学和国家适应政策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气候适应与自然生态系统协同的案例,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领域和措施,为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和实践提供参考。来自政府智库、大学、国内外社会组织、媒体、企业和咨询机构的超过90位参会者参与本次会议并展开讨论。

IPCC研究显示,全球约有33到36亿人生活在气候脆弱性较高的地区[1],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使人类和生态系统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灾害的冲击。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威胁和挑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成为全球共识。6月7日,我国正式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出新时期气候适应工作的主要目标,明确了气候适应的重点领域、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面临哪些挑战和缺口?如何解读《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社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采取了何种行动?

7月21日上午,在气候适应系列工作坊第一期:“气候科学和国家气候适应战略解读”线上工作坊上,来自大学、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组织的专家细致解读了气候适应科学和国家适应政策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气候适应与自然生态系统协同的案例,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领域和措施,为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和实践提供参考。来自政府智库、大学、国内外社会组织、媒体、企业和咨询机构的超过90位参会者参与本次会议并展开讨论。本次会议由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主办,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支持。

参会嘉宾合影 | GHub制图

 

发言精华

宋扬,乐施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队项目官员

宋扬在致辞中表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席卷全球,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群气候脆弱性最高,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适应性政策,以提高弱势群体的气候韧性。乐施会长期在中国内地深耕,开展项目超过3900个,受益人口接近1450万人,主要受益人群就是农民、少数民族、农民工、妇女儿童等高气候脆弱性群体。乐施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队非常关注中国“走出去”的进程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特别是如何助力东道国弱势群体适应气候变化,也致力于支持社会组织关注气候适应议题。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全球来说,气候适应工作都非常重要。从政策制定方面来看,适应气候变化的动能缓慢增长。从资金来看,近十年全球适应资金和支持项目的数量都有所增长,但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相比,适应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还将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所需用于气候变化适应的公共资金的体量可能是当前规模的5到10倍。因此,现阶段乐施会致力于扩大气候适应融资规模,推动气候适应型社会的建设

 

陈敏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陈敏鹏从气候科学的角度出发,解读了IPCC适应报告的主要结论,并对推进全球适应进程提出建议。最新气候科学显示,人类活动毋庸置疑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导因素之一。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已经升高了1.09℃,其中陆地升高了1.59℃,海洋升高了0.88℃。如果全球温度继续按照观测到的“曲棍球杆”曲线升高,到本世纪末,地球平均温升会达到4℃左右。即便是在温室气体最低排放的情景下(SSP1-1.9),2081-2100年也将比1850-1900年升温1.0-1.8℃,在2030-2052年间,全球温升很有可能突破1.5℃。因此,我们在讨论实现《巴黎协定》1.5℃的目标时,考虑的应是“过冲”(overshoot)的情景,即气温先升高超过1.5℃,再通过减缓活动把升温降至1.5℃以内。

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AR6)第二工作组(WG2)报告具备几个特点:第一,它拥有多元素的风险框架。在第五次评估报告框架的基础上,AR6的风险框架整合了脆弱性、暴露度、危害、影响等核心概念,强调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相互关联和不可逆转的影响。 第二,新框架更加重视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并且将其作为气候变化新兴风险(emerging risks)的基础。第三,广泛(widespread)和普遍(pervasive)来形容气候变化对于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的影响,其影响超出了自然气候的变异。

 

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第二工作组报告多元素的风险评估框架 | 来源:嘉宾分享PPT

 

WG2报告还强调了气候风险的级联效应,指气候风险在不同系统中相互传导,从而产生更加复杂的风险。报告总结出8类具有代表性的关键风险,包括低海拔沿岸地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生活标准、人类健康、粮食安全、水安全以及和平和流动性。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以及人类社会近期发展趋势和生态条件的变化,不同风险间的联系会变得更复杂,会使适应行动更加困难且富有挑战。因此,AR6报告强调,为适应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应发生部分大规模、根本性的变化。

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城市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适应计划,或是在施策中考虑了适应问题。这些计划带来显著的多重收益,总体上减少了脆弱性。WG2报告从经济维度、技术维度、制度维度、社会维度、环境维度地球物理维度等六个维度对全球适应计划展开评估,也评估了气候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从评估结果来看,这些适应规划和政策的进展不一,多数影响比较正面,说明气候适应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现有的适应行动与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第一,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适应进展存在差异,低收入人群的适应差距最大。第二,当前的适应措施多以小尺度、碎片化增量型为主,且主要针对近期(2021-2040)的气候风险,难以应对中长期(2080-2100)风险。第三,存在可行且有效的适应方案,但需要跨领域、跨部门的基础解决方案,增强多行业的适应可行性与有效性。第四,存在不良适应(maladaptation)的情况,这些措施可能制造脆弱性、暴露度和风险的锁定效应,一方面代价高昂,另一方面可能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

WG2报告中还提出了适应极限的概念,即适应存在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后,行为者无法通过适应行动避免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个概念包括两种极限,一种是硬适应极限,指不存在可能的适应行动可以避免风险,该极限无法克服。另一种是软适应极限,指存在适应选择,但这些选项目前不可行,未来可以通过克服约束条件、提高增量适应或者转型适应来克服。损失与损害则是指已观察到的或预测的、无法通过适应行动减少的风险。

人类可以通过治理、资金、增强知识能力等方面来构建复原力,寻求气候适应型发展,转型适应。气候适应型发展有四个特征广泛实施(范围)、重大变化(深度)、快速发生(速度)和避免适应极限的适应,其目的是追求更高水平的人类健康和福祉、社会和经济复原力,追求生态系统和星球整体的健康。总体来说,只有转型才能避免达到适应极限,并减少损失损害。推进适应的深度、广度和速读需要六大实施条件,分别是政策和工具(政治承诺、制度框架、目标等)、个人认知(气候变化影响、风险、解决方案和措施)、充足可调动的资金包容性的治理进程监测和评估。气候适应型的发展需要多主体参与,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市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够实现气候适应型的发展。

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要素 | 来源:嘉宾分享PPT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巢清尘介绍了我国气候适应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对近期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行解读。目前,全球高温热浪现象不断增多、增强,今年国内热浪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更早,影响的范围更广,其严重程度也有所加深。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农业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显示,在高排放情景下,处于干旱环境的国土面积会比低排放情景增加50%以上。此外,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国的水资源分布。青藏高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冰川分布区,数据显示,目前青藏高原80%以上的冰川呈退缩状态,其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冰川基本处于加速亏损状态。目前,部分小冰川已经处于临界点,一旦跨越临界点,冰川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到本世纪中叶,一些大型的冰川也可能跨越临界点。从长期来看,冰川消融会对我国主要河流下游的水资源带来巨大不利影响。同时,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以及沿海洪涝会对人口和GDP造成损失,其中经济的损失可能更为明显。最后,气候变化将导致复合极端气候事件也不断发生,例如致洪暴雨和极端高温事件可能交替或连续出现,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和人居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中国气候风险区域分布:西北和华北地区水资源风险突出,华北地区农业风险较高,西北地区生态系统和冰冻圈的风险较高,华东、华南地区交通运输、能源风险较高 | 来源:嘉宾分享PPT

 

中国已经在国家和部门层面发布了诸多与气候适应相关的政策。2007年,中国即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首个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任务。从2010年开始,国家每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中,都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重要任务,其中就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首次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目标,包括重点任务和一系列保障措施。2016年,国内开展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遴选28个地区作为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城市。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出要提高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2022年,国家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后称《战略》)。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农业、林业、气象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适应政策和措施。总体来说,中国适应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涉及领域不断增多,政策体系不断深化。此外,适应政策的要求逐步趋严,也提出了部分可量化的指标和要求。

与2013年版战略相比,新出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将三项气候适应重点任务列为单独章节,其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新战略的基本原则遵循主动、科学、系统和协同的原则,强调以预防性的适应为主,要求不同部门和领域的联动共治。

2013和2035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结构比较 | 来源:嘉宾分享PPT

 

具体来说,《战略》指出,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应从如下方面开展:第一、完善大气圈气候变化观测网络,建设多圈层及其相互作用观测网络。第二、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提升分析能力和精准预报水平,强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警。第三、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升评估技术水平,尤其是敏感领域和重点区。第四、强化综合防灾减灾,强化自然综合治理和应急机制及处置力量的建设。

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方面,《战略》重点关注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领域。

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方面,《战略》则重点关注农业与粮食安全、健康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城市与人居环境和敏感二三产业等经济社会领域。

构建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格局方面,《战略》指出需要构建适应气候变化国土空间、强化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以及提升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战略的实施来说,需要从加强组织实施和机制建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能力建设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中国气候适应的基础能力有所增强,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评估工作也不断深入。主要相关行业和地方已经开始开展适应行动,在应对水旱灾害、农业抗旱、生态修复、适应海平面上升和建设适应型城市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从对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的评估结果来看,在强化城市适应理念、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监测预警和防灾能力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中国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内对于气候适应的科学研究也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积极抵御气候风险、提高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国家战略明确要加强全球变暖对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也为强化适应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都将成为中国提升对气候适应认识、丰富适应手段的重要助力。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气候减缓,目前对气候适应的关注相对较弱,也比较分散,中国强化气候适应工作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对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的分析评估仍然不足,且缺乏普适性工具。其次,气候适应涉及领域较多,多部门多学科交叉,协调难度大,适应气候变化的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适应项目和措施的收益获利难以评估,因其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市场激励机制和手段有限。最后,气候适应领域的理论、技术、知识、经验和意识还相对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观念和共识。

最后,巢清尘强调社会组织可以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实现该目标,社会组织首先需要加强认知,充分了解气候风险和适应政策。其次,社会组织需要积极参与措施的制定及知识传播。此外,社会组织可以积极组织开展以适应为主题的培训,以及气候传播的相关工作。最后,社会组织应努力在各行业、地区和领域践行适应行动。

社会组织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 来源:嘉宾分享PPT

 

葛乐,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总监

结合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中国开展的气候适应实践,葛乐着重介绍了如何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实现与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协同。NbS强调积极地利用自然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经济衰退等严峻挑战,与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升人类福祉这三大议题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因此,推动NbS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有机结合可以助力气候适应型发展。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来源:嘉宾分享PPT

 

TNC致力于在国内和国际开展基于自然的科学和实践工作。在夯实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科学基础、识别不同区域气候变化适应需求方面,从2010年开始,TNC即开展了对中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PCA)的影响与适应策略的研究。研究对中国32个PCA的气候脆弱性进行排序,并针对其中较为脆弱的三种PCA(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系统和高山生态系统)开展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气候韧性评估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识别。研究结果最终贡献于省份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政策规划的制定,以及社区层面气候适应措施的建立和完善。这项研究也为TNC后续开展气候变化适应的实践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科学参考和数据基础。

在实践方面,为应对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等问题,TNC提出了利用水基金筹措生态治水资金的流域共治模式。目前全球约40%的积水区呈现中度到高度的人为干扰和环境退化,中国也饱受水污染和短缺的问题。TNC利用水基金开展生态治水,让用水者付费在流域内实施森林保护和修复等NbS项目,保障流域内的水量和水质,形成良性的资金运转。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40多支水基金在运转,共保护700多万公顷重要水源地,保障约5000万人的饮水。

在森林保护和修复方面,气候适应型发展需要实现减缓、适应的协同推进,同时让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获益。基于这一原则,TNC主要推动具有多重效益的碳汇造林活动。在造林过程中,TNC充分考虑了树种的选种与搭配等生物多样性考量,并将碳汇收入回馈当地社区,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和四川西南部都取得了良好成果。

在增强海岸带韧性方面,TNC结合滨海地区容易遭受的自然灾害,提出了利用自然建设海岸带韧性的工具包,涵盖气候风险的识别、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实际行动以及适应效果的监测和评估。葛乐以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牡蛎礁生态减灾项目为例,该项目实现了生态保护(海岸修复)、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沿岸风暴潮)和增强人类福祉(当地社区获益)的综合效益,迄今为止成效显著。

在提升城市和人居环境方面,TNC的着力点主要是将自然代入城市,加强亲自然设计在社区的实践,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提升社区生态性,以及从城市水环境角度出发提升社区的气候韧性。在上海长宁虹旭小区,TNC将“生境”与“花园”融合,打造具有生物栖息地功能的花园,实现了生物生存和观赏休憩功能的结合,也成为自然走进大型城市和小社区的优秀实践。

最后,葛乐强调,在不同的生态系统和景观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机结合,成为综合、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共同增加气候韧性。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还是生态系统之间,合作才是创造更好未来的基础。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生态系统和景观中的合作 | 来源:嘉宾分享PPT

问答环节

问:面对多重挑战,特别是适应行动的获益性难以量化,又需要跨部门、跨学科参与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创造一些激励机制,主动将资源和资金引向气候适应的领域?

巢清尘:对,我非常同意,目前在适应领域投入的资金总体来说非常有限,同时对于评估适应行动中资金的风险和效益,其指标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因此,我们在近期与相关部门的交流中,希望在了解国际方法和标准的基础上,把标准和规范制定工作进一步推进,在未来可能形成在识别资金风险和评估适应行动方面较为统一的抓手。

 

问:适应极限和减缓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吗?如果存在的话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

陈敏鹏:适应极限和减缓之间肯定存在一定联系,有一种说法是减缓是最好的适应。一直有很多研究探索减缓和适应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控制住温度,才可能把适应保持在可行的范围内。所以《巴黎协定》将温控目标定为2℃和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把气候变化控制在人类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所以减缓和适应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现在减缓的少,后续适应的挑战就会更大。在此背景下,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找平衡,就是使减排和适应的成本与损失与损害的成本总和最少。所以减缓的力度肯定会对适应和损害损失带来一定的影响。

 

问:如何满足不同地区对适应的要求,同时又尽量避免对其他地区或者对本地不良影响的适应?

陈敏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之前一直做跟水治理相关的研究。在这个领域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流域治理,以解决不同空间范围之内、由于利益不同造成一些冲突的问题。从气候的角度,可以探索一些相关的工具,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发展。主要还是需要整体的理念要发生变化,才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变。

 

问:气象部门在不同层面的发展政策、规划制定的决策程序中参与程度如何?在目前的城市规划,还有行业的规划当中,气候风险相关的评估和咨商程序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以及新的适应战略是否对这方面给予了支持?

巢清尘:刚才我特意介绍的第三章“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把怎么识别风险,怎么监测,同时预警、预报和相应的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适应战略里我非常高兴看到的一点。

基于我过往参与适应性城市试点和适应战略相关工作的观察体会,总体目前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关注过去很多基础的分析,是关注于已经发生的,实际上我认为还要更多去强调未来新增的这些风险。虽然已经发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背景,但是未来的风险是越来越增强,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简单的以过去作为未来的一个线性外推,作为一个参考,可能远远不能满足未来适应的要求。当然对于未来风险的识别以后,我们可能要考虑资金的投入,在资金的可能性和未来风险的可能性里头找出比较好的平衡点,来开展适应工作,可能是未来更符合切实实际的。

 

问:有些城市有灰色基础设施海岸线抵御气候风险,适应政策是不是有相应的改变,来避免错误的措施给未来产生负面影响?

葛乐:我刚刚发言提到的海岸带韧性工具平台里面,根据我们的一个分析,发现海岸带韧性工具更多的也是在思考如何借助现有的灰色基础设施,再去融入自然的因素。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一个灰色基础设施加绿色基础设施综合的。如果纯用绿色基础设施,一定时间内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认为灰色加绿色在短期内既能够实现生态效益,同时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效益降下来。

 

问:非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国或者地区,他们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是不是更加紧急?

陈敏鹏:正好我们一直在做发展中国家适应技术需求评估的相关工作,关注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包括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实际上不仅仅是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基本上包括中国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其农业和水资源都是优先的气候适应领域。因为农业关乎整个粮食安全问题,它不仅和适应相关,也和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相关。由于近年的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一些复合风险和影响,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非洲、南亚这些地区,已经面临比较大的粮食安全问题了,联合国目前正在考虑整个全球如何来应对粮食危机。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在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问:新的战略是否从机制层面可以提供更强的执行或问责的要求,来确保各方面工作、方案以及城市试点的实施更加有力和有效?

巢清尘:首先大家可能看到了这次适应战略是17个部委发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多部门合作机制充分的体现。17个部门一起发布,在未来的执行过程、整个管理流程和深度的参与中,我觉得这种机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对于提到的惩罚机制,我认为适应工作可能更多的从鼓励、激励的方式,而不是完全从惩罚的方式来做。可以有一些相应的指标,围绕这些指标开展一些定期的评估,在评估中不断的总结经验来实现目标,来提升能力。

 

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到拓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遇,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能源领域上,在非洲和东南亚有拓宽适应气候变化合作的可能性吗?

巢清尘:能源领域既与适应有关,也与减缓有关。首先,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实现进一步的合作,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也可以在适应领域进行具体的合作。此外,比如说对于大规模项目的气候和环境风险影响的评估,我觉得未来在这些领域都可以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工作。

陈敏鹏:特别同意巢老师的看法。我国很早就开始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赠送可再生能源的物资。现在还会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做一些比如碳卫星、二氧化碳监测,还有低碳示范区等等。政府层面主导的南南合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从企业的层面,我们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和发达国家竞争市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在适应领域,比如气象局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化监测和预警。在农业领域,除适应之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及健康领域有长期合作。所以南南合作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葛乐:我们TNC作为一个NGO参与政策顶层的合作不是特别多。不过我们在非洲肯尼亚设有办公室,在适应气候变化这方面,与肯尼亚都有实际的合作项目,包括农业保护性耕作,草原可持续管理等领域。

 

会议材料下载链接

 


[1] 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